“五四”精神是如何丧失
 青年到底代表什么？青年这个词从诞生之日起，不过百年历史。青年在经历百年之后已由精英化向世俗化转变，有研究学者表明：世俗化是社会的进步，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也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在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尺度。于是青年们不需要责任，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实现个人价值然后社会价值。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与追求、以感官享受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
 记者已经无从第一代五四青年口中知道五四精神，只能从文献以及资料中介绍五四精神的异化以及消失。
 第一代青年是“辛亥青年”，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辛亥青年”不仅被历史规定着、塑造着，而且也勇敢地选择了历史。最终改变的中国历史。但是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着第二代青年。
 第二代青年是“五四青年”，真正五四精神的塑造者，什么是五四精神？“五四青年”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启蒙思想和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五四运动的严重缺失，就在于它还停留在“民主”与“科学”的字画意义上，也就是说，它只是停留于对“民主”与“科学”做思想观念上的启蒙，而没有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在此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这种借思想文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也没有超越观念层面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结果仅仅是影响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
 第三代青年是抗日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救亡工作。抗战结束后，本来可以继续“五四”业已进行的文化启蒙，但是国共之间爆发了内战。
 第四代青年又是在战火中无可奈何地屈从于历史。两代青年所经历的两次战争，由此失去了从容选择历史的机会，并且形成了某种偏离现代化要求，偏离“五四”精神的心理惯性——屈从现实，听任命运的摆布。
 这种惯性在第五代青年——即五十年代青年身上继续得到充分的反映，记者为此采访了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1954年进入清华物理系，学了三年基础课后，进入无线电子学学习。本来是想学原子能的。心想一颗小小的原子就能产生那么大的能量，要是研究成功了，能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啊。当时政治运动非常多。三反五反，反右派，向党交心等运动。大家要参加游行、批斗等运动。由于当时军阀混战，国难当头，青年们都是热血沸腾。当时大家加入共产党都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人民服务的。” 胡壮麟教授也说：“1950-1952就读于清华大学，1952-1954就读于北大。当时很多政治运动如抗美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教育。一段时间内天天搞运动，常常停课。如在反右时期，每天有半天的时间在搞批斗等运动。”由此可以发现他们的时代特征。这一代青年在历史的步伐中失去了文化选择的勇气和能力，丧失了选择的权利，是历史选择了青年，让他们接受现成的模式，而不是由青年去选择历史，去完成“五四”尚未终结的现代启蒙运动。
 第六代青年，一代红卫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出现的迷狂与缺失，将成为人类历史永远令人费解的谜团。令人惊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脚步是那样的震憾世界，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在1966年不得不把一年一度的“时代风云人物”的桂冠送给“二十五岁以下的一代”。其实中国的红卫兵在分享这份殊荣时，是为自己曾经扮演的角色而感到羞愧的对这一代青年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及对其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的研究与剖析，尚有待时日。
 第七代青年产生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跋涉，中国青年的世俗化又开始起步。中国青年终于发现，个人的命运并不需要交给组织或者依附某个代表了组织的个人，人们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享受美好的生活。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与科学，人们只能在愚民政策的高压下彻底失去应有的一切。可以说，青年过去只是被动地由历史规定，而失去选择历史的权利与能力，这是前几代青年的悲剧所在，改革开放之初，青年及整个社会对政治的关爱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发展，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关怀。但是，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终于从狂热回归到理性，从政治时代回归到经济时代。
 现代青年的主群体应该是第八代青年了——也就是出生并生活在这二十来年的一代青年。九十年代陆续走上社会的一代人，应当是本世纪中国最幸福与最幸运的一代青年。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而经济活动本身与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无可避免地要有许多冲突。这种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也正是中国世俗化与中国青年世俗化的过程。
 恩格斯说过，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青年精神与理想的逐渐丧失以及世俗化的发展。
 第一阶段，人生价值的反思（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记者采访了我校的姚军老师，他是文革后1977第一届进入大学的学生，就时代特征他说：“经过文革十年，大家都很珍惜这个读书的机会。学生年龄也是从18到30都有。很多人都是到社会工作后再来读书的。大家都很明确自己要学什么。当时大家都很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更是非常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大家经常说的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在那时没有人追求物质生活。如果有的话，会遭到大家的指责。所以那一代是有着远大理想的一代。”
 1977年，当几十万青年精英，以高考竞技场上胜利者的姿态，满怀激情地步入大学校门时，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主义的忧患意识主导下，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海洋中，同时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也对“文革”进行不断的反思。包括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心灵伤痕的反思，最后以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形成高潮。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念的反思。这一过程是迷惘和痛心疾首的。青年们发现，自己所坚信和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竟有着惊人的差距。青年一代要民主，反腐败，要求个人的发展和利益，进而引发青年一代“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追求思想的精神与激情十分高涨，还带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功利追求，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当代青年在以旁观者的角色对现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观照的同时，也从实践者的角色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其人生价值观的结构也逐渐趋于完善。80年代初期，青年思想主轴偏重于“以社会为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一端，当时，席卷全国的青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催发了“五讲四美三热爱”之花争奇斗妍。
 第二阶段，个人意识觉醒，参与意识强烈（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期）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当时，由于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社会以“天之骄子”的称呼赋予了一代大学生一个美丽的光环。这无形中隐含着对未来的承诺：良好的经济待遇，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等等，青年也较少考虑新的环境下实现自己理想的现实根基，“文化热”、“人才学热”与大学里的校园民主思潮相促进，一代青年在混沌又开的社会再度充当了前卫。从西单民主墙到大学生竞选，从“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到“小平您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问题总是与青年交织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大学生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功利化的步子开始加大。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一直讳谈物质，一切行为和动机都被标以精神记号。思想境界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衡量标准，伴随着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物质的份量开始上升，精神的地位开始下降。大学生群体价值中功利色彩开始明显强化。北京大学当时的调查显示，71.2%的学生坚持“按劳取酬”这一观念，13.2%坚持“任何劳动都应有报酬”，46.2%的人认为“大学生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个人功利”。12
第三阶段，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冲突（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积压已久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出来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心态，中西文化交流也更为广泛和深入，一些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对中国青年产生影响，“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观念等等，为广大青年所欣赏和接受，由于拨乱反正与解放思想形成的对极左思潮大肆挞伐，使一些青年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以否定，并进而形成了多元的价值取向。适逢社会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深化改革遇到了阻力，社会转型矛盾重重，青年的参与意识变成了忧患意识，敏感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再一次爆发出不满与愤怒，学潮一次又一次冲击社会，多元的价值产生了社会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对社会发生极大震荡的“八九风波”，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纷繁复杂、日益丰富多采的现实世界重又陷入新的迷惘。由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调整和变革，青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主体日益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1
 第四阶段，人生价值潜移默化的大转移（九十年代初）
1989年以后的大学生，其人生价值观更是无所傍依，一度时期是行为严重失范，1989年风波以及随之而来的“左”的势力的反扑与回潮，导致青年的“进取人生”转变为逃避现实的“灰色人生”，调侃文学。文化快餐，托福热，搓麻热，恋爱、沉湎于舞场，成为他们寻求人生价值寄托的手段，中国青年几近完全失去了对国家大事的关注，更加理性化地回到了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之上。民主也好，政治也罢，一切政治的东西充其量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青年的参与意识逐步转变为远离政治现实，追逐实利的取向。政治在一段日子里是中华青年讳真如深的话题。到来，市场经济作为开放的经济，西方文化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经济转型中的失误和漏洞，社会、家庭和生存环境的制约，社会不良行为和腐败现象等等，都使青年的自我意识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使他们感到不满、痛苦、困惑和迷惘，无论是校园还是社会，人们对讨论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素质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的个人奋斗目标是明确的。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调查表明，对“人生最大幸福”的问答，前三位的是“事业有成”，“有个温暖的家”和“有知心朋友”，这都是与个人相关的关怀，而“对社会做贡献”则排到说第六位。
笔者分析中给当代青年一点逃命技巧：“中国社会至此精神已经沦丧到底，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精神已经完全世俗化。在追求个人利益以及个人价值的前提下。一旦爆发大的危机，大家赶紧逃命，以求自保。落实于口头的爱国主义，与落实于行动上的世俗文化，已经完全断送了作为精英的时代青年。当青年的价值取向完全被享乐主义所取代。我们的时代塑造者们，除了逃命在危机面前你还能做什么呢？”
 当然学者书面现代化标志的世俗化却需要新一代青年去实践，按照世俗化发展下去的中国定将沦落至没有一个觉醒者。社会不能只以世俗功利为准则，我们仍然需要理想，需要精神，在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新跨越中，需要一次比“五四”运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新的文化和思想启动运动，实现全民族的观念更新，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传统枷锁，唤起每个中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们要重视金钱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金钱不是唯一，更不能为金钱所奴役，一旦青年一代真的异化为金钱的奴隶，沦落为“经济动物”，那将不仅是青年的悲哀，也是民族和人类的悲哀，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之际重塑民族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但是世俗化当头，青年们除了一代代的等死别无它路了。